1985年，正在与代孕妈妈和委托方会谈的基恩

但即使是走在代孕最“前沿”的美国，实践过程中也常常面临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。

首先是医学操作逻辑上，代孕可以分好几种类型。最常见的是已婚夫妇提供精子和卵子，进行体外受精，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中进行妊娠和分娩。但如果夫妇其中一方无法提供生殖细胞，则可能出现夫精+捐献者卵、捐献者精+妻卵、夫精+代孕者同时供卵、捐献者精+代孕者同时供卵、直接由捐献者提供的胚胎植入代孕者体内等多种情况。

我们一般按代孕者是否提供卵细胞来分为完全代孕（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无基因关联）与部分代孕（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有基因关联）两种，或是按照是否支付报酬来分为有偿和无偿代孕两种。

医学伦理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，代孕子女究竟算谁的孩子？

1986-1987年间，美国有一起著名的由代孕协议引起的监护权案件。由于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，威廉·斯特恩（William Stern）找了一位代孕母亲玛丽·贝丝·怀特海德（Mary

BethWhitehead）。然而孩子出生后，怀特海德拒绝将其还给斯特恩。

抱着Baby M的怀特海德

在这种复杂情况下，应该如何判定孩子的归属？

虽然在这一案件中，怀特海德与孩子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，但她与其生父又有协议在先，而当时新泽西州又无任何代孕相关的法例可供参考。最终，法官判定怀特海德为孩子的合法亲生母亲，但根据“儿童最大利益”原则，抚养权由斯特恩夫妇获得，怀特海德则获得探视权。

可想而知，后续几年间这两个家庭也是闹得鸡飞狗跳并持续上诉。直到2004年孩子成年，自行终止了怀特海德女士的父母权利，并通过收养程序指定了伊丽莎白·斯特恩的生育权，其争议才算告一段落。

单是代孕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让全球司法机构头痛难耐。目前国际上，大部分此类案件都只能以“儿童最大利益”原则来考虑判处。也就是说，孩子跟哪个家庭比较好，就跟哪个。

但实际上，代孕人群有抢夺孩子的，但更多还是抛弃孩子的。

既然是通过代孕来获得孩子，很多家庭会想要通过试管婴儿、基因检测等渠道来挑选性别、特征，而且没有经过怀胎之苦，他们对于孩子的血缘羁绊往往没那么深。

在很多禁止代孕的国家与地区，有钱人家会通过“生育旅行”来做跨境合法代孕，只要出现早产、婴儿有先天缺陷的情况，他们往往就会谴责代孕者怀孕期间不够小心，进而直接放弃这个孩子。

当生育能力变成一种商品，不仅仅是代孕者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，婴孩的人权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。

代孕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很多常人的想象。它既符合了人类对于生育权利保障的美好愿望，又暗藏了一套剥削女性身体价值的行为逻辑；它可能帮助深陷贫困的绝望人家走出阴影，也可能导致正值青春的少女堕入无边深渊……

想要客观公正地探讨、认知这一医疗科技带来的利弊，从伦理道德到社会现实，从法律规章到医疗发展，乃至于社会阶级、贫富问题等诸多矛盾都必须考虑在内。

归根结底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似乎还是人性中带有缺陷造成的。而所谓法规制度，就是用来制衡、约束我们向善而行的一套准则。或许只有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一套完美的制度规定，或者医疗科技再进一步突破，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代孕这一“世纪难题”。

肝硬化腹水是一种严重的疾病，患者应尽快接受治疗，不仅要积极治疗肝病，还要采取正确的饮食措施和运动活动，有时也需要采用排水治疗，以免加重病情，甚至导致死亡。